大学中学委员对话：拔尖创新人才如何"冒"出来

在政协教育界小组会上，来自大学和中学的委员展开对话——

怎样让拔尖创新人才“冒”出来

　　“去年，我参加增强俄罗斯大学全球竞争力国际专家委员会会议，心里底气不足。1990年至2012年，全世界出了22个数学领域的诺奖‘菲尔兹奖’，7个是俄罗斯获得。而我国一个也没有。我感觉，需要认真反思，我们的高等教育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？”　

　　3月9日，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教育界小组会上，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闵维方的这段话一抛出，便引起了其他委员的关注。　

　　“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如果基础教育没有非常优秀的人才输送到高层次的教育中，那么拔尖创新人才很难出来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说，“但是，我们目前追求表面的起点公平，在一定程度上，是以牺牲有特殊才能的人才的成长为代价的。”　

　　刘长铭举例说，阳光高考要求分数面前一律平等。但是，人才的潜力不一样，特长不一样，将来为社会作的贡献也不一样。如果从强调贡献度的角度看，追求起点的公平是有失科学性的。　

　　刘长铭接着说：“我们在座的大学校长、教授，有没有人敢承担这样的责任：这个学生高考差100分，但是我认为他在这个领域是个人才，我录取他。”　

　　“这个责任实际上是甩给你这个中学校长，你推荐，我相信你，我就要了。怎么能把球踢给大学校长呢……”全国政协委员、上海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马德秀接下了话茬。　

　　“不不不，我们推荐了，但推荐也受制约，是不是？北大校长实名推荐，我综合来综合去，特别有特长的学生，我不敢推上来，因为他最后还是要一道分数。有特殊才能的学生，不一定是善于考试的学生。两者都擅长的，目前很难发现。”没等马德秀说完，刘长铭就急着说道。　

　　怕大家不理解，刘长铭随后举了两个例子：“前两年我做了个教改实验，就是招收比较偏、比较怪的学生，我也承担了很大压力，因为有的学生差五六十分。为此，有关部门一再审查我，为什么要录取这个学生，背后有没有故事？好在我们的录取是非常公正透明的。”

　　刘长铭接着说：“前年有一个学生，是个音乐天才。其实这个天才不是我培养的，我唯一做的就是允许他不上学。于是，这个学生每天有半天时间在家里创作音乐。这样的学生考试一塌糊涂，不可能考上我们的高校。但高二时，他被美国霍普金斯音乐学院录取了，而且给的是全额奖学金。”　

　　“去年9月，还有个学生，本来应该现在上高三，但提前被美国高校录取了。这个学生研究飞行器、飞机、火箭，提出很多独到见解。大家可能想象不到，这个学生最好的一次考试是化学考了79分，老师表扬他有很大进步。他托福考了将近70分，美国这所高校专门开了董事会，给他提供全额奖学金，硕士工程师4年就可以毕业。所以，他比别的学生提前毕业好几年。不仅如此，美国这所高校还安排一位顶尖科学家给他做导师。这样的学生在我们这里就不行了。”刘长铭又举了一个例子。　

　　“您刚才谈到，我为什么不敢把这样的学生推荐给国内高校，因为高校是要考试、要排队的，我推荐的学生老是考倒数第一，高校对我们学校怎么看，对我这个人怎么看？我们还没有建立起这样的人才成长的体制机制。在我校两个实验班里，这样的学生非常多，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出国了。”说到此处，刘长铭停顿了一下。　

　　“美国这些高校怎么跟你们挂上钩的？怎么知道你们有……”马德秀忍不住问道。　

　　“对，他们盯着我校实验班，虽然每个班就十几个学生。”刘长铭回应道。　

　　“我听说社会上对你们实验班评价非常高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周祖翼适时插了一句。　

　　“这些学生怎么到你们学校来的，谁给你们推荐的呢？”马德秀又问道。　

　　“他们是自己报名，我们经过一道道审查，进行若干次面试，考察学生的兴趣领域，最重要的一点是考察他兴趣的来源。后来，这些学生却陆陆续续出国了，所以，我们强调的公平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利于部分拔尖人才的选拔的。”刘长铭解释道。　

　　“这样的学生上国内的高校，不可能在阳光高考网上公布他的分数。他也考不上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为考试而学的。这种有特殊才能的学生，都被国外高校挑走了，很可惜。确确实实，我们也在考虑，这样的学生推荐到国内高校，高校会不会对他的特殊才能有足够认识，给他提供个性化的教学计划？美国一些高校就为这样的学生提供了个性化教学计划。”刘长铭补充说道。　

　　“既然有这么一所中学可以为他们提供窗口，为什么国内没有高校为他们提供窗口呢？”有位女委员插话说。　

　　“所以，这个值得研究啊！”马德秀边点头边说道。　

　　还没等马德秀说完，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黄维若坐不住了：“我们艺术院校招生就是这样的，专业考试排在前面才录取。”　

　　“我觉得艺术类院校这样的考试是可以的。我刚才说的去霍普金斯音乐学院的那个音乐天才学生，跟国内高校推荐过，没有一所高校感兴趣，没有人说要见见他。”刘长铭回应道。　

　　“所以说，这个问题值得研究。教育公平，最终极的目标是每个人在充分选择的基础上，找到适合自己的教育，这是更加科学的公平。”刘长铭的话赢得了各位委员的掌声。（记者 纪秀君）

　　《中国教育报》2014年3月10日第1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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